孟令涛

第十讲  中国革命的定海神针——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来得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又是非如此不行的必然。其实，遵义会议上的斗争，早就在血洒湘江时孕育于全体红军将士心头。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惨败，无奈撤出中央苏区。1934年11月27日至2月1日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也是红军战争史上最惨烈一役，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蒋介石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长征队伍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人。12月9日，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县境内。下一步中央红军怎么走，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红军长征的最初计划，也就是装在博古、李德肚子了的计划，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计划被蒋介石识破，调动几十万军队对中央红军实行围追堵截。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从道县北上，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则要求认真讨论红军前进方向，不能往蒋介石“口袋阵”里钻。12月12日，最高级、最紧急、最短促，又是很少几个中央负责人会议在通州道县恭城书院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李德。当时尚被排挤在领导核心之外的毛泽东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我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计划，立即转向西进，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张闻天和王稼祥无保留地同意毛泽东意见。周恩来通过湘江战役的反思，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李德坚持北上的意见被否决，退出会场。会议决定立即西进贵州，但并没有解决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这就是有名的通道转兵，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很不出名，却极其重要，意义重大：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党和红军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突破性地考虑如何请毛泽东重新参与红军的指挥。

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仍然要把队伍带到湘江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认死往蒋介石“口袋阵”里钻。12月18日，红军进占贵州东南的黎平。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李德身体不适，未出席会议，却托人把坚持北上的意见带到会议。博古重申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据理力争，深入分析了敌我形势，坚持通道会议上的精神，向黔北进军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激烈争论，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战略方针。贵州转兵的重大的战略决策，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避免了再陷重围的境地。刘伯承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下的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黎平会议还对中央的错误路线作了初步批评。会后，周恩来将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疑。在这样背景下，历史出现这样一个细节，即张闻天和王稼祥（同为政治局委员）的“橘林谈话”：

在贵州乌江边叫黄平的地区一片橘子园地里，停着两副担架，一边躺着张闻天，一边是王稼祥。两个人头靠头，躺着谈话。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就张闻天这两句话，王稼祥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王稼祥说：“应该把李德‘哄’下台”。

看来，遵义会议的底色已经孕育于广大红军将士的心中。历史在呼唤毛泽东。

12月31日，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近，连克7座县城，占领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当晚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下午5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一会跨两年，这在中国共产党历上是绝无仅有的。出席会议的除黎平会议参加者外，陈云、李德也到会。会上，毛泽东再次发言，继续驳斥博古、李德的错误思想，重申红军应在川黔北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支持这个意见，并强调，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议》。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作战当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历史在呼唤毛泽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通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占了多数，其正确主张完全被政治局接受。党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在思想上实现了统一，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

12月1日突破湘江；12月9日打到通道；12月12日召开通道会议；12月18日进占黎平，召开长征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12月31日挺近黔北，在猴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和完善转兵西进的问题。一个月内在战斗空隙间如此频繁、紧张、急促地召开了3次中央会议，目的都是为了扭转红军被动局面，抵制博古、李德的错误决策，避免红军的覆灭。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寄希望于下一次会议。半个月后，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在周边放一百多里的警戒线，15日开会。这次会议实质上就是上面三个会议的继续，非开不行。湘江战役以后，已经群情激愤，再不撤换领导，红军覆灭的危险仍然存在。毛泽东重新出山更是众望所归。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 、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卓然和刘少奇14日才收到周恩来要他们参加遵义会议的通知。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这次会议不像现在这样按照预案，主席报告，然后拍拍手、举举手，通过决议，而是针对问题，实事求是，各抒己见，激烈辩论，面对面斗争，少数服从多数，实行民主集中制，最后通过决议，选举产生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博古作主报告，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罪于敌强我弱；周恩来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分析“三人小组”的决策有错；张闻天的反报告，激烈批评中央领导的独断专行，并且明确提出应该请毛泽东出山领导红军；毛泽东的长篇发言，据理力争，批驳博古、李德在反“围剿”中单纯防御的“左”倾主义和撤退时的右倾逃跑主义。躺在担架上伤势未愈的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改变权力决策结构，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起用毛泽东。朱德立即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为人一向谦逊稳重。这次发言声色俱厉，痛斥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错误做法，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一个根本不懂军事、更不懂中国国情的外国人，弄丢中央根据地，牺牲那么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他十分愤慨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我们”，代表的不只是总司令个人，也包括他属下的军团长乃至各级指挥官。其实，在撤出中央苏区之前，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团长彭德怀都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并且多次与他们有过激烈冲突。朱德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共鸣。在开会期间，朱德和周恩来同住三楼，事先就跟周恩来打过招呼，要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红军。因为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历次反“围剿”的实际斗争中，朱德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的才干和谋略，他作为军事领导人，他只有与毛泽东配合，才能珠联璧合。朱德这一举荐，对毛泽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极其重要。还有一个人的讲话对会议也产生非常大的震动，那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声泪俱下的控诉。李卓然是长征殿后部队五军团政委。他们完成了任务后，迟迟接不到撤退的命令，还在硬顶，后果不堪设想。李卓然果断下令撤退。在军团部已经过了江的情况下，派贴身警卫员骑马冲回湘江桥，传令剩余部队立即过江，能过几个过几个。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5000多官兵被敌人重重包围，无法脱身，绝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的尸体被挂在城门口示众。这一个个重磅炮弹的发言，在会场反响很大。会议最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周、朱、毛组成新的“三人团”，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彻底剥夺了空降干部博古和外国人李德的指挥权，民主选举出从实际斗争中形成的领导集体，毛泽东重新走上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红军选择了毛泽东，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朱毛的重新结合，实现了“朱毛不分开”的历史夙愿。外国哲人也说：“朱毛是中国武装革命的‘孪生天才。毛泽东是智慧，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他们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熟了。

遵义会议在非常特殊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召开，能保留下来的资料极少。因而，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一直是个迷。现在人们见到的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陈云同志会议记录稿留下的内容，非常真实。

1956年八大以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一批中共档案。其中有一份手稿，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8页4000多字。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不得而知。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日子快到了，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便提到议事日程。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就派人把手稿送给遵义会议参加者手中，请其辨认。当时，陈云正在杭州。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谁的手迹。这份手稿就送往杭州。陈云秘书宋佳木回忆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他说：‘这是我写的’。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

陈云手稿已经确信无疑了。他的手稿指出，遵义会议经过3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由于从周恩来一份电报中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3天”，那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陈云手稿指出：“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1、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都参加了。”根据这一段话，历史学家将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陈云手稿如实地记录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扩大会议认定，军事上领导错误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同志是负主要责任的。“A、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是周恩来。长征时，他们三人组成‘三人团，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这样，就俚清了遵义会议的概貌（这份手稿现存放于遵义会议纪念馆）。

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又是新的中央领导的重要决策，也是遵义会议又一重要成果。

陈云《提纲》和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都是遵义会议重要组成部分。把遵义会议的成果扩大到世界，这对后来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

遵义会议以后，在长征途中，陈云奉中央指示，在极秘密的情况下， “神秘”地消失了，脱下红军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淹没在四川茫茫人海中，这是何等痛苦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历经种种困难和危险，1935年6月潜回上海，与隐秘战线领导人潘汉年分头前往苏联，目的是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临行前，装有重要文件的大箱子交给组织。汇报提纲也在其中。后来，这只箱子被转到苏联。1935年8月20日，陈云到达莫斯科，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共产国际急切想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陈云和潘汉年的到来，被视为“及时雨”，向共产国际陈叙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博古想借米夫力量东山再起的希望破灭，领导也失去了告状的勇气。

遵义会议过去80年了，今天纪念遵义会议的势头日上，为什么？那就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的定海神针。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都是遵义会议作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从遵义会议开始，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的中国共产党，而不再是外国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米夫指派的博古和只会用铅笔划直线的军事顾问李德都被剥夺指挥权。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带领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最后的胜利，就是遵义会议开创的大好局面。

讲座者言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召开的极重要的会议。定海神针是对遵义会议最简洁的概括。这对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长远发展，都将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其核心就是毛泽东又走到中国革命航船舵手的位置，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瑰宝，是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